金石可鉴——走进中国书法文化史里的川陕苏区红军石刻

图一：通江县沙溪镇“赤化全川”红军石刻标语。（资料图）

图二：通江县至诚镇“平分土地”红军石刻标语。（资料图）

图三：平昌县城“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红军石刻标语。（资料图）

图四：通江县唱歌镇（原芝苞乡）“列宁万岁”红军石刻标语。（资料图）

程林斌

　　中国书法文化史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甲骨文、金文、秦篆、汉隶、魏碑、唐楷……一路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蜿蜒盘旋，奔流不息。此间的每个转弯处、漩涡里都是流派纷呈，众星璀璨。纵观整个中国书法文化史，每次创新发展都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即便是个体意义上的创新，也都须臾不能离开大时代和大环境。“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每个时代的书法都承载和展现着那个时代独有的风貌。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标语和文献，同样以中国书法独有的文化形式，完美地展现了二十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狂飙突进、苦难辉煌的土地革命运动的时代风貌，留住了苏区军民的精神温度，成就了刻写在大地上的英雄史诗。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反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利，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翻秦岭、渡汉水，突破层层围追堵截，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途西征，12月中旬由陕南进入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根据地以当时川东北的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为中心，鼎盛时期，面积达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0余万。建立了两个道、23个县和1个特别市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主力由入川时的4个师14000多人扩大到5个军80000余人。1934年1月，毛主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定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在创建、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为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教育、发动引导群众，打击消灭和分化瓦解敌人，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等党政军群各级各部门，在苏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灵活多样的政治宣传工作。因地制宜镌刻石质革命标语和文献，是当时重要的宣传方式。川陕苏区地处大巴山腹心，崇山峻岭广布，石刻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至今有巴中南龛山、广元千佛岩等隋唐石刻传世，历代能工巧匠辈出。川陕苏区首府，红军石刻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四川巴中是北宋天文学家张思训、清代名臣和文学家李钟峨、青城山394字长联作者李善济、清代廉吏喻秉渊、辛亥革命先驱董修武、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等古今名士的故里，人杰地灵，文脉绵长。苏区党政军群充分利用自然和人文优势，组织专门制作石刻标语和文献的刻石队（錾字队），在路旁、渡口、要隘的悬崖峭壁、石柱、石匾、石牌坊，甚至房基石、磨盘、石缸等上刻写革命标语和文献。陈昌浩、张琴秋、傅钟、朱光、刘瑞龙、廖承志、魏传统等方面军和川陕苏区的领导人都书写过相关文献和标语，被镌刻在大巴山的山山岭岭。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至1935年间，川陕苏区诞生了15000多幅这样的石刻标语和文献，至今仍有4000多幅散落在大巴山间或收藏在博物馆。
　　戎马倥偬，烽烟连天，当年川陕苏区的党政军群书写镌刻这样的标语和文献，虽然更多注重的是宣传效果，但正如古人所言“无意于佳乃佳”“不求工而自工者，非有大气魄、大能量不能”。规模宏大的红军石刻，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后人保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承载着时代风貌和革命精神的书法文化遗产。
　　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是书法风格与时代风貌的最佳融合。笔墨当随时代。当时是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同时是英雄辈出、狂飙突进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必然成就这样的书风，而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标语和文献近乎完美地保留和诠释了这个时代的书风——大刀阔斧、大气磅礴、风樯阵马、气势如虹。最典型的代表作是镌刻在通江县沙溪镇红云崖村景家塬左侧山崖上的“赤化全川”四个擘窠大字。
　　1934年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錾字队，准备在景家塬高达25.9米的石壁上镌刻一幅内容为“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宣传标语，当在石壁右侧刻好“国民”二字时，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刘瑞龙路过，认为此标语字数太多，刻在如此高阔的石壁上不显眼，起不到宣传效果，几经斟酌将标语内容改为“赤化全川”。巴中恩阳河一名热心革命的张姓小学教师数易其稿，满怀激情地书写了此四字，20多名錾字队员刻了40余天，方才完工。四个字每字高5.9米、宽4.9米，笔画深0.35米、宽0.9米（里面足足可以侧卧下一个成年男人），字距7.1米，字幅面积300平方米，离地面高15米，距离10多里外仍清晰可见。纵观四字，数体兼容，磅礴恢宏，既有唐楷的浩然正气，又有魏碑的凛凛风骨，同时不衫不履，不拘一格，一种革命者冲天的斗志、顽强的作风、不胜不休的牺牲精神扑面而来！1935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川陕苏区后，国民党“还乡团”、当地豪绅多方设法几欲损毁这幅红军石刻，最终得到保全实属不易。新中国成立后，著名诗人梁上泉以此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红云崖》，后改编为同名歌剧和电影，从此“赤化全川”闻名全国。与“赤化全川”齐名的是刻写在通江县至诚镇至洪口镇交通要道佛耳岩峭壁上的巨幅标语“平分土地”，每字高5.7米、宽4.6米，笔画宽0.65米、深0.1米，字幅面积396平方米，离地面高22米。此四字原书写者已不可考，但笔力遒劲、结体严谨，气势开张宏大，集欧颜柳赵书风于一炉，又兼具苏东坡、黄山谷笔意，分明就是“忠勇、节义、豪放、包容”的古巴人精神和“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四方面军训词精神的生动展现。“赤化全川”“平分土地”两幅巨幅红军石刻已载入《辞海》《中国名胜词典》《四川文物志》。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上的刻石书法，在气势以及体量、尺幅上无可与此二幅红军石刻相匹敌者。
　　另外，还有位于通江县城西门渡口石壁上的川陕苏区第一幅红军石刻“争取苏维埃中国”，位于达州市通川区梓橦乡红三十军政治部门口的红军石刻楹联“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位于平昌县城禹王宫的红军石刻“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军区政治部”，位于平昌县镇龙镇三交村的红军石刻“工农专政革命成功千百载世界大同万万春红九军政治部”，位于通江县唱歌镇龙家坪村的红军石刻“列宁万岁”以及现藏于巴中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的红军石刻拓片“共产党万岁”“拥护扩大红军”等大量书体各异、气脉相通，书刻俱佳、精美绝伦的红军石刻标语。这些红军石刻，结体舒展大方，用笔利落挺拔，用刀干净爽利，细看韵味无穷，通观英气逼人，既有君子之风，更具英雄豪气，气势之大、气格之高、气韵之强，古今罕见，近90年后仍黄钟大吕般承载和展示着土地革命时期的时代风貌和苏区军民的革命气概。
　　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是文人书风、军旅书风与民间书风的最佳融合。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中国书法文化史上不少开宗立派的大家，其传世书作有意无意都是文人书风、军旅书风与民间书风融合的产物。这样的书风中透着“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劲气锺义士，可与共壮图”的英雄豪气和民族精神。曹操的“衮雪”、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岳飞的“还我河山”、文天祥的《谢昌元座右自警辞》，以及毛主席独步古今的系列煌煌大作，无不如此。民间书风，主要体现在民间刻工的二度创作之中。书写者书作写就，民间刻工将其镌刻出来，这中间又倾注了刻工的心血、情感和修为，再加之岁月长河、风霜雨雪的洗礼，最终妙然天成为一幅幅艺术精品。川陕苏区红军石刻中，这样的佳作比比皆是。如，1933年2月红军攻下南江县城，学贯中西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兼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征尘未洗即饱蘸浓墨挥毫写下“红四门”三个汉碑隶书大字，刻工将其镌刻在县城东门门首，近90年后的今天，驻足城门之下仰观，仍觉儒将风骨历历在目。同样是学贯中西的一代才女、土地革命时期我党我军唯一能带兵打仗英勇杀敌的女将军、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为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多次擦干被泪水模糊的双眼，为昨天还生龙活虎、今天已壮烈牺牲的战友书写的碑文，字字钢筋铁骨、一丝不苟、严谨肃立、端庄沉雄，至今仍令观者动容。革命先辈廖仲恺和何香凝先生的爱子、红四方面军军中秀才，后来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廖承志先生书写的红四方面军十六字训词，至今仍在通江县毛浴古镇老街的石壁上闪烁着革命者生命的力量和耀眼的光辉。由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何芳泽书就，后被镌刻在政治部大门两侧的楹联“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更是作为国家一级文物，1959年被运往北京，至今仍在中国军事博物馆接受后人的顶礼膜拜。
　　如果说“赤化全川”“平分土地”等巨幅红军石刻是黄钟大吕，那么散布在大巴山区的，数量庞大、风格灵活的小型红军石刻，则像山歌小调般质朴清新、意蕴深长。这些小型红军石刻天真、浪漫的民间书刻之风，非常亲民、为民、爱民、惜民和接地气。如，位于南江县的两幅红军石刻“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是仪陇人”“任炜章是二十军的旅长，现在在红军中当师长红十师政治部制”；位于通江县兴隆镇的红军石刻“反对把妇女视为烧茶、煮饭、浆洗、补连的错误观点”；位于广元市的红军石刻“红军是领导穷人找饭吃找衣穿的军队”“参加红军保护父母妻儿”“夺取反动武装来武装自己，建立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反对打骂干女子”等。
　　这些红军石刻标语，内容上如同红军将士、苏区干部与父老乡亲促膝交谈，形象上则如千千万万大巴山区的黎民百姓一样憨厚纯朴、可亲可近，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语言与行动形影相随，自然会得到苏区百姓的认同和追随。当时就有苏区百姓为已故亲人立碑采用了这样的风格，甚至创造性地、发自内心地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纪年（文物现藏川陕苏区纪念馆）。依碑文款识推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四年七月”应为1935年7、8月间。当时红四方面军大部已经撤离川陕苏区。此碑此书，此情此意，其中深义，金石可鉴！
　　清代学者、书法家刘熙载先生在《书概》中有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贤哲之书温醇，俊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川陕苏区红军石刻，集红军将士和苏区干群的学识、才干、志气和温醇、沈毅、历落、秀颖于一炉，足以成为中国书法文化史上的一股劲流。
　　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是秦汉遗风、魏晋风流与英雄史诗的最佳融合。在中国书法文化史上，秦汉遗风、魏晋风流是勇于改革、胆敢独造、领异标新的代表。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是在民族危亡时刻，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文化精英、仁人志士携笔从戎，投身革命，在川陕大地上纵马驰骋、纵笔成文，同时民间能工巧匠参与创作，成功地刻写在山川大地上的红色宣言。从内容上看，从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在通江县城郊刻下第一幅石刻标语“争取苏维埃中国”，到强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前在广元苍溪等地留下的系列红军石刻，这中间建党、建政，反三路围攻、三次进攻战役、反六路围攻、广昭战役、陕南战役等，以及开展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建设方方面面，均有与之相关联的石刻标语和文献留存，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见证和英雄史诗，体系完备，古今罕见。从形式上看，无论大字、小字、多字、少字、摩崖刻石、碑板刻石、随形刻石，大多数红军石刻单体均是书法艺术精品，而整个红军石刻群，无论从分布地域面积、作品数量和质量等哪一方面看，都是一部冠绝古今、完整、成体系的中国书法艺术巨作，都是一座中国近代书法艺术宝库。
　　《易经》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刚柔交错”“以察时变”“化成天下”，这样的大气象、大气魄、大自由、大追求，就是川陕苏区红军石刻，就是秦汉遗风、魏晋风流与英雄史诗的最佳融合，展示的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的民族脊梁的精神气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革命，自然造就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书风。这样的书风在精神层面与秦汉遗风和魏晋风流是一致的。秦篆汉隶、魏晋风骨，以及巍然唐楷，如《泰山刻石》《峄山刻石》《张迁碑》《石门颂》《张黑女墓志》《宣示表》《玉版十三行》《圣教序》《颜勤礼碑》大都是以石刻工艺形式传世，文字被镌刻在石材上所产生的肌理效果和历经岁月风霜沧桑造就的独特壮美，对后世书风产生了深远影响。近现代成熟的书家在纸上挥毫时，多“效刀工迅疾凌厉之趣”，追求“金石气”“篆籀气”。川陕苏区红军石刻，同样具有如此古朴厚重之特色，如位于万源市河口镇行县坪村的川陕苏区最长红军石刻标语：“白兵弟兄们：穷人不打穷人，你们的敌人不是红军，你们的敌人正是压迫你们，克扣你们的军饷，逼你们上火线当炮灰，吸尽穷人血汗，整死千百万穷人，使你们穷人家庭出款子的刘湘、杨森、田颂尧、邓锡侯等国民党军阀，拖抢投入红军，消灭刘湘等军阀。全川穷人士兵和弟兄都有衣穿，饭吃，房子住，分得田地，永远吃安乐茶饭，过太平日子！”纵观全文，天造地设，鬼神摄魂。其内容是一首语气平实、条理清晰、入情入理、深入人心的白话诗，其书风与秦代“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极其相像。再如，高2.65米、宽4.32米，镌刻在四张石板上，原竖立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大门口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石刻，洋洋洒洒6000余字，整篇通览古意盎然、撼人心魄，单字放大无一苟且、字字珠玑。有此风格的，还有同样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平分土地的布告》等石刻文献，以及通江县、南江县、苍溪县等多处红军石刻标语和文献，其书风守正创新、汲古出新，既有秦篆汉隶的“胆敢独造”，又有魏晋书风的美轮美奂。
　　风雨九十载，江山待后人。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是舍身报国的革命先驱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案例；是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历史见证。原有的15000多幅红军石刻标语文献，如今仅存4000余幅，而且大多数还时时处在风雨侵袭、自然消亡之中。时不我待，我们再也没有理由不用心呵护和倍加珍惜。
　　我们应该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对川陕苏区红军石刻加以保护、利用和传承，建议：一是将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标语和文献列入国家文化遗产；二是将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标语和文献区融入国家长征文化主题公园；三是成立川陕苏区红军石刻研究院专门研究保护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