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宣言 ——川陕苏区红军石刻标语览胜

 （一）新发现红军石刻标语

继去年在通江县麻石镇新发现红军石刻标语，今年8月14日，通江县文物普查队员又在诺水河镇清潭坝村一组发现红军石刻标语。标语刻写在一块椭圆形巨石上，行楷字体，阴刻，从右至左竖排，计9列63字，单字最高约20厘米，字幅面积约1.5平方米。内容为“穷人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不消灭刘湘穷人死！消灭刘湘穷人生！打到重庆去活捉卖国贼刘湘！收回王家沱租界！硬要赤化全川！”除去苔藓、石花、杂草的覆盖与遮蔽，石刻文字重见天日。

去年5月8日，通江县文物保护中心“红色标语”调查组工作人员据麻石镇居民提供的线索，在该镇土顶子村发现两幅红军石刻标语。一幅石刻标语位于土顶子村一个小地名叫磨石子的地方，内容为“加紧戒烟运动”，落款“红十一师政治部制”。“我们到达现场后，看见一块被苔藓覆盖的巨大石头坐落在田地一角。我们用刀尖把石面的苔藓慢慢刮开，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便逐一显露出来。”前不久，通江县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陈伟生回忆当时的情景，“从石刻标语内容、字体大小看，这是通江县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川陕苏区时期红军刻写的戒烟标语”。

另一幅石刻标语位于土顶子村余家塆山林中，内容为“共产党不杀投降的官兵和团防”，落款“红十一师政治部”。“寻找这幅石刻标语就麻烦多了，根本没有路。还有工作人员摔倒受伤。” 陈伟生说，“尽管有村民带路指引，我们还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最终才在藤蔓交织和灌木掩映的石头上发现石刻标语。从发现石刻标语的地点及石刻标语的内容、落款、字体看，土顶子村的这两幅石刻标语应该是红军在同一时期刻写的。”

通江县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1933年至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创建川陕苏区根据地期间，为了宣传政策、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打退川军，在根据地各县、特别市錾刻了大量石刻标语。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整，据统计数据看，目前通江县遗存的红军石刻标语居全市之冠。早在2006年，“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石刻标语是红军宣传党的革命主张、政策方针及统战工作的重要物证，对于研究红四方面军的宣传思想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通江县毛峪镇红军石刻标语。（岳  鹏 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西征，于1932年12月18日进入四川通江县两河口（今两河口镇），随后占领通江、南江、巴中（辖境含今巴州区、恩阳区及平昌县）三座县城，并以通江为依托，创建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根据地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辖 23个县和1个特别市，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

在川陕苏区创建、巩固与发展过程中，宣传工作始终是根据地整个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根据地一直处于恶劣的战斗环境中，迫切需要激发群众、组织群众参与到火热的武装斗争和苏区建设中来，中共川陕省委向全体党员干部提出“在做一切工作的时候，宣传工作要打先锋”的要求。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及所辖各军、各师政治部，为配合抓好宣传工作，均成立錾字队刻写标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瓦解敌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兴办教育、发展生产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资料显示，1933年至1934年两年间，錾字队仅在今巴中市境内就刻写了1.5万多幅石质标语。90年来，由于风雨侵蚀及民国时期人为的大肆毁坏，大量红军石质标语被损毁。今天仍有4000多幅石质标语或因体量巨大无法破坏，或因位置隐蔽不易被人发现等躲过民国时期的浩劫而遗留下来，分散在全市各县（区）的城镇、乡村。

（二）首幅石刻标语与“标语王”的诞生

1933年2月，川陕苏区首幅石刻标语——“争取苏维埃中国”在通江县城对面壁山石崖上完工。

在长24米、高15米的悬崖上，楷书横写、阴刻的“争取苏维埃中国”每字高2米、宽1.8米，笔画深0.1米，整体字幅达39平方米，距地面10米高。

红军錾字队刻写在通江县城对面璧山的首幅石刻标语（资料图）。

“争取苏维埃中国”七个大字宽博浑厚，笔力劲健，笔画雄宕，于方整之中寓奇恣之趣，由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干部汪易与一杨姓红军士兵书写，经鹦歌嘴、杜家坪的石匠錾刻而成。90年前的通江县城，瓦房鳞次栉比，傍诺水隔璧山而建。城内无高层建筑物，站在城内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目光略过锯齿状的南城墙垛口，“争取苏维埃中国”七个耀眼醒目的大字就会赫然映入眼帘。在低矮的城墙内，古老的生活原本像铺开的水墨画一样，恬静、舒适。但因一支军队到来，忙于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人们加快了生活的节奏，县城里改天换地，一时沸腾如煮，热火朝天。90年过去了，不知当年在县城中的军民看到这七个大字时内心的感受，但历史告诉我们，日后，他们正是为这七个大字——“争取苏维埃中国”不懈地奋斗着、努力着，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壮歌。诺水两岸，巴山深处，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笑容宛在，足音跫然；傅崇碧、何正文、邓仕俊、吴荣政、陈彬、朱仕焕、张显扬、张荣森、吴仕宏、陈福章等日后成为将军的通江人从这里出发，为追寻一个新的中国，义无反顾……

巨幅红军石刻标语“平分土地”位于通江县至诚镇九子坡村佛耳岩石壁上。

平分土地。（资料图）

1934年春，为了深入开展“查田运动”和迎接“红五月”到来，九子坡区苏维埃主席马昭书与驻扎在九子坡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政治部錾字队负责人协定，在沙坝子（今至诚镇）通往洪口（今洪口镇）的交通要冲佛耳岩陡峭的绝壁上錾刻巨幅标语“平分土地”。从该年3月28日至5月底，经过两个月时间的刻写，一幅每字高5.7米、宽4.6米，笔画宽0.65米、笔道深0.1米，楷体横书、阴刻的“平分土地”标语錾刻成功。“平分土地”四字占396平方米，距地面22米高，字体比著名的红军石刻标语“赤化全川”还要大，被誉为川陕苏区“石刻标语之王”。

红军撤离通江后，乡长赵帮荣派乡丁企图铲去这条触目惊心的石刻标语，终因佛耳岩冲天临险，乡丁难于攀爬崖壁，无计可施，最后只得作罢，“平分土地”四字留存至今。

居住在佛耳岩左侧的农户陈泽民向记者转述了自小就从他祖父那儿听来的故事——

佛耳岩下原有一古庙，红军錾字队刻写“平分土地”时就住在古庙里。红军錾字队员先是坐在花篮（竹编农具）里，花篮由粗壮的长绳系着，数人提着长绳，站在佛耳岩顶慢慢往下放花篮。花篮放到崖壁中部，花篮中的錾字队员就用錾子在崖壁上打出方孔、圆洞，然后在方孔、圆洞里安上木桩，木桩上再铺上木板，人在木板上搭类似于今天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书写标语的人爬上架子，待标语写完后，錾字队数人一字，轮番镌刻。在錾刻这四字时，一錾字队员不小心从架上跌落，掉到崖底身亡，錾字队员就把死者安葬在佛耳岩下。

闻名遐迩的红军石刻标语“赤化全川”位于通江县沙溪镇红云崖村景家塬石崖上。说它“闻名遐迩”，一是它字体宏大，与红军石刻标语“平分土地”同有“石刻标语之王”的美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是它被载入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中国名胜词典》《四川文物志》对它也作了详细介绍。

隔着黎家河，目光向对面仰视，红云崖村海拔近1000米的景家塬左侧巨大的石壁上，“赤化全川”四个白色大字如电光石火般灼人眼目。沙溪镇文化专干告诉记者，天气晴好时，远在十数公里之外都能看见“赤化全川”四字悬挂在天地间。

赤化全川（资料图）

在景家塬左侧高25.9米的石壁上，方笔横书、楷体阴刻的“赤化全川”每字高5.5米、宽4.7米，笔画深0.35米、宽0.7米（里面足足可卧一人），字距7.1米，整个字幅面积达300平方米，离地面15米高。

1934年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錾字队来到景家塬，原准备在石壁上刻“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标语，当在石壁右侧刻好“国民”二字时，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到此巡察，认为此标语字数太多，镌刻在崖壁上不壮观，显示不出气势，便把标语内容改为“赤化全川”。錾字队又重新搭架，请当时巴中县恩阳河（今恩阳区治所）一张姓小学教员书写“赤化全川”，20多名石匠历经100多天时间刻成，然后涂上白色石灰，使之更加醒目。

1935年春红军离开通江后，当地乡绅闫升平、闫际风等人，以一石二升小麦为奖赏，由甲长闫成文买墨汁和收集锅烟墨欲将“赤化全川”涂抹掉。由于崖高字大，字迹难以毁去，众人气急败坏，最终无可奈何，只能顺其自然。

石刻标语“赤化全川”刻成后，当地居民便将该地称“写字崖”。红军离开后，当地穷人思念红军心切，有人晚上看见景家塬红云点缀，奇光异彩，时开时阖，历久不散，传开后，民众又将此地称“红云崖”。新中国成立后，诗人梁上泉到此地采风，以此传说为题材，创作长篇叙事诗《红云崖》。日后，诗人又将长篇叙事诗《红云崖》改编成同名五场歌剧，“赤化全川”便闻名全川、全国。

 

（三）标语刻写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苏区后，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充分利用苏区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组织錾字队，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在渡口旁、要隘处、大路边的石壁或石头上，在户院围墙、祠堂庙宇照壁，在石碑、石柱、石墓、石牌坊、石桥，甚至在柱礅、屋基石、水缸上刻写标语。这些石质标语，文字多少不一，书写字体大小不等。内容少的石刻标语寥寥数字，内容多的石刻标语长达数十字或上百字。石刻标语字大者如“平分土地”“赤化全川”，字小者，仅状如拳头。石刻标语因材质而异，物尽其用。

在书写形式上，石刻标语有行书、楷书、行楷结合及美术字，章法灵活，不拘一格。

通江县唱歌镇（原芝苞乡）红军石刻标语。（付海旭  摄）

在通江县唱歌镇俞家河村一组俞家大院墙壁上，由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政治部錾字队刻写的“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笔画由喜鹊、猪、鱼、鼠、人物、梅花、斧头、红缨枪、红旗等图案组成，可谓鬼斧神工、匠心独运，其刻写形式在当时的川陕苏区实属罕见。

房主喻林文告诉记者，刻写“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石板是他1970年在该村三合院附近的水沟里捞出来的，修房屋时作了墙壁。喻林文告诉记者，听老一辈人讲，红军离开俞家河后，当地穷人为了保护这幅石刻标语，就把刻有该标语的石板沉入水中，石刻标语免遭了当地“还乡团”的破坏。

刮（国）民党，你莫恶，白天铲了晚上凿。

想把标语来抹掉，瞎了你的狗眼窝。

铲一条，刻两条；抹一墙，刻满墙。

红色标语遍巴山，燃起革命燎原火。

——这是当时在川陕苏区广为流传的一首红军歌谣，是川军毁坏石刻标语、红军錾子队员千方百计刻写标语的生动写照。红四方面军在粉碎四川军阀“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中，恶战不断，险象环生。但川陕苏区党、政、军宣传机构始终不忘履行“宣传机”“播种机”的政治职责，刻写石质标语的数量不仅未减，反而与日俱增。一些标语被川军铲了、抹了，苏区党、政、军宣传机构干部“铲一条，刻两条；抹一墙，刻满墙”，可谓“野火烧不尽”。

红军石刻标语是一种革命的文本形式，其背后承载着书写与刻画行为何以表达革命主张，进而成为实现地方社会变革的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因此，红军石刻标语的书写、刻画充分展示出革命时期社会全面动员的状况，既是红军宣传革命主张的重要手段，也是苏区群众表达社会情绪的重要渠道。这些石刻标语内涵朴素而深刻，有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有拥护中国工农红军的，有反帝抗日打倒四川军阀和国民党的，有提倡工农专政、打豪绅地主实行土地革命的，有分化和争取川军士兵的，有发展苏区经济的，有关于工会、青年、妇女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涵盖了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也反映了苏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拥护中国共产党！工农专政！

雇农要领导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加紧查田运动！

反对把妇女视为是烧茶煮饭、浆洗补连的错误观点！

列宁万岁！

从前，川棒老二、发财人估着穷人种鸦片吸鸦片，为的是好来振（整）款子！

流氓地痞、滚刀皮、棒老二，改邪归正者不杀！

普及农村教育，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

实行八小时工作。不做夜活路！雪天不做活路！一星期要耍一天，各项节气也要休息一天！工钱照给，不得克扣分文。

硬要把刘湘、邓锡侯、杨森等棒老二消灭得一干二净，穷人才得安生！

苏联在十七年前的十一月七日把发财人帝国主义都捻（撵）跑了，建立了穷人的政府——苏维埃。到现在人人都有好的饭吃、衣穿、房子住，走有汽车、飞机坐，再也不受啥子痛苦！

春天来了，多多培植森林。准备耳山耳棒，为保卫土地而战！

国民党他不打帝国主义，反转舔沟子来打我们红军、杀穷人。

全苏区男女老小把连起来加紧春耕！

苏区的穷人尽都分有田地，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不出款子不完粮。

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实行失业救济社会保险！

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

穷人吃上鸦片不光是刺伤自己的身体，而且遗毒子孙后代。

……

平昌县粉壁镇农丰村红军石刻标语。（资料图）

这些石刻标语用当地简洁、生动的方言俚语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大众化，把共产党的主张、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以口语的形式本土化、生活化，含义深刻而又通俗易懂，为革命群众喜闻乐见，是唤醒革命群众思想觉悟的战斗号角、瓦解川军的锐利武器，不但教育了革命群众，为革命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使他们明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树立了马列主义信仰，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诚如学者赵旭东、张孜伟说：“无论是舒展在崖壁上的巨型标语，还是拥挤在石阶石墙上的革命口号，红军石刻标语因地制宜地出现在人们生产生活以及军事作战的视觉空间，构建出一种强烈的政治景观，将党的革命主张迅速传达到人民群众中间，成为革命宣传的文本图层。这些标语因其站定人民立场，勾勒出一幅穷苦大众对美好生活无限向往的图画，对于旧的、反动的对象以标语刻写的方式进行批判，对于新的、进步的方向以标语刻写的方式予以宣传，实质上含有一种对旧的状态的破除和新的希望塑造的意义，成为有效动员群众的巨大力量。”（《革命主张的地方性刻写——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遗存研究》）

红军石刻标语是川陕苏区军民把武装斗争与宣传工作成功结合的范例，是川陕苏区文化宣传工作的伟大创举，是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石刻标语是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是经革命烈火陶冶的艺术瑰宝，也是我们今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教材和历史凭证。红军石刻标语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了川陕苏区的历史环境、斗争历程和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全面记录了苏区军民创建和巩固根据地的丰功伟绩。尽管岁月苍老，时间扑满尘埃，却丝毫掩盖不了它的风采。它是川陕苏区军民与四川军阀艰苦卓绝斗争的缩影，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是写在石头上的诗……

（四）红军石刻标语保护驶入法治轨道

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全国第二大苏区，巴中有全国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及数量众多、零散分布于城乡的红军石刻标语，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全国最大的红军将帅碑林，被誉为中国革命的“露天博物馆”“中国石刻之乡”。

平昌县镇龙镇卢家山红军石刻标语。（资料图）

2010年9月2日至3日，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研讨会在通江县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陈威指出，巴中红军石刻标语是中国革命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红军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现代化建设不可多得的红色资源，一定要保护好革命文物，一定要加强对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

会议期间，专家、学者对巴中红军石刻标语的文化特质、分布情况作了梳理和概述，也对红军石刻标语的分类及其历史价值、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红军石刻标语保护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巴中地区的红军石刻标语在近代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它区别于中央苏区用墨、灰浆等材质书写的宣传口号，川陕苏区的宣传口号因刻写在石头上，更具有延时性、更有恒久的生命力；“平分土地”“赤化全川”巨幅石刻标语是巴蜀大地上一道壮阔的人文景观，举世独有。

如何保护好现存红军石刻标语？2018年1月1日，《巴中市红军文物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四川省首部以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作为红军文物之一的石刻标语保护驶入法治轨道。

为有效规范和加强红色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早在2015年12月，巴中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后，市政府就组织相关部门对全市红军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专题调研。2016年1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地方立法工作协调会，制定具体工作方案，组织专班、落实专人，收集资料，对全市红军文物保护现状进行深入调研，走访县（区）文物局和博物馆、纪念馆及红军文物保护相关企事业单位，广泛征集各方面意见。在多轮调研、数易其稿的基础上，经市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2017年8月29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巴中市红军文物保护条例》。2017年12月1日，该条例经四川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批准，于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

《巴中市红军文物保护条例》共5章54条，一方面注重加强对红军文物的有效保护，比如对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军文物提出了保护措施，对不可移动红军文物的日常巡查和定期检查制度化等；另一方面注重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重点强化了“保”和“用”的制度设计，既强化政府责任，也鼓励公众参与，对红军文物的合理利用进行细化，在处罚方面从严从重。

“《条例》的出台，对于保护红军石刻标语及完善红色文化保护制度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具有深远意义。”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告诉记者。